喜清宇伯强自外县归

不见尊前两友生,流年欲尽不胜情。
寒窗孤坐风初定,短策同来雪正晴。
浊酒只今俱入务,新诗从此试寻盟。
黄尘掠面无佳思,乞得逢君眼便明。

诗人:周孚

宋济南人,寓居丹徒,字信道,号蠹斋。孝宗乾道二年进士。淳熙初,官至真州教授。工诗,文章不事雕绘。有《蠹斋铅刀编》。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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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习录 · 卷上 · 徐爱录 · 门人徐爱录 · 十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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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问文中子、韩退之。 先生曰:“退之,文人之雄耳;文中子,贤儒也。后人徒以文词之故,推尊退之,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。” 爱问:“何以有拟经之失?” 先生曰:“拟经恐未可尽非。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?” 爱曰:“世儒著述,近名之意不无,然期以明道;拟经纯若为名。” 先生曰:“著述以明道,亦何所效法?” 曰:“孔子删述《六经》以明道也。” 先生曰:“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?” 爱曰:“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;拟经似徒拟其迹,恐于道无补。” 先生曰:“子以明道者,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?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[náo]于世也?天下之大乱,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。使道明于天下,则《六经》不必述。删述《六经》,孔子不得已也。自伏羲画卦,至于文王、周公,其间言《易》,如《连山》《归藏》之属,纷纷籍籍,不知其几,《易》道大乱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,知其说之将无纪极,于是取文王、周公之说而赞之,以为惟此为得其宗。于是纷纷之说尽废,而天下之言《易》者始一。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皆然。《书》自《典》《谟》以后,《诗》自《二南》以降,如《九丘》《八索》,一切淫哇逸荡之词,盖不知其几千百篇。《礼》《乐》之名物度数,至是亦不可胜穷。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,然后其说始废。如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中,孔子何尝加一语?今之《礼记》诸说,皆后儒附会而成,已非孔子之旧。至于《春秋》,虽称孔子作之,其实皆鲁史旧文。所谓‘笔’者,笔其旧;所谓‘削’者,削其繁,是有减无增。孔子述《六经》,惧繁文之乱天下,惟简之而不得,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,非以文教之也。《春秋》以后,繁文益盛,天下益乱。始皇焚书得罪,是出于私意,又不合焚《六经》。若当时志在明道,其诸反经叛理之说,悉取而焚之,亦正暗合删述之意。自秦、汉以降,文又日盛,若欲尽去之,断不能去。只宜取法孔子,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,则其诸怪悖之说,亦宜渐渐自废。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?某切深有取于其事,以为圣人复起,不能易也。天下所以不治,只因文盛实衰,人出己见,新奇相高,以眩俗取誉,徒以乱天下之聪明,涂天下之耳目,使天下靡然,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,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,反朴还淳之行,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。” 爱曰:“著述亦有不可缺者,如《春秋》一经,若无《左传》,恐亦难晓。” 先生曰:“《春秋》必待《传》而后明,是歇后谜语矣,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?《左传》多是鲁史旧文,若《春秋》须此而后明,孔子何必削之?” 爱曰:“伊川亦云:‘《传》是案,《经》是断。’如书‘弑某君’‘伐某国’,若不明其事,恐亦难断。” 先生曰:“伊川此言,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,未得圣人作经之意。如书‘弑君’,即弑君便是罪,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?征伐当自天子出,书‘伐国’,即伐国便是罪,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?圣人述《六经》,只是要正人心,只是要存天理、去人欲,于存天理、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。或因人请问,各随分量而说,亦不肯多道,恐人专求之言语,故曰‘予欲无言’。若是一切纵人欲、灭天理的事,又安肯详以示人?是长乱导奸也。故孟子云:‘仲尼之门,无道桓、文之事者,是以后世无传焉。’此便是孔门家法。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,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,纯是一片功利的心,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,如何思量得通!” 因叹曰:“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!” 又曰:“孔子云:‘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。’孟子云:‘尽信《书》不如无《书》,吾于《武成》取二三策而已。’孔子删《书》,于唐、虞、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,岂更无一事,而所述止此,圣人之意可知矣。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,后儒却只要添上。” 爱曰:“圣人作经,只是要去人欲,存天理。如五伯以下事,圣人不欲详以示人,则诚然矣。至如尧、舜以前事,如何略不少见?” 先生曰:“羲、黄之世,其事阔疏,传之者鲜矣。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,略无文采的气象,此便是太古之治,非后世可及。” 爱曰:“如《三坟》之类,亦有传者,孔子何以删之?” 先生曰:“纵有传者,亦于世变渐非所宜。风气益开,文采日胜,至于周末,虽欲变以夏、商之俗,已不可挽,况唐、虞乎!又况义、黄之世乎!然其治不同,其道则一。孔子于尧、舜则祖述之,于文、武则宪章之。文、武之法,即是尧、舜之道,但因时致治,其设施政令,已自不同,即夏、商事业施之于周,已有不合。故‘周公思兼三王,其有不合,仰而思之,夜以继日’。况太古之治,岂复能行?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。” 又曰:“专事无为,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,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,即是佛、老的学术。因时致治,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,而以功利之心行之,即是伯者以下事业。后世儒者,许多讲来讲去,只是讲得个伯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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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习录 · 卷上 · 门人陆澄录 · 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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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处朋友,务相下则得益,相上则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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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习录 · 卷上 · 门人陆澄录 · 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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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:“圣人应变不穷,莫亦是预先讲求否?” 先生曰:“如何讲求得许多?圣人之心如明镜,只是一个明,则随感而应,无物不照,未有已往之形尚在,未照之形先具者。若后世所讲,却是如此,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。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,皆圣人所能为,尧、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?孔子删述《六经》以诏万世,亦圣人所能为,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?是知圣人遇此时,方有此事。只怕镜不明,不怕物来不能照。讲求事变,亦是照时事,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。学者唯患此心之未能明,不患事变之不能尽。” 曰:“然则所谓‘冲漠无朕,而万象森然已具’者,其言何如?” 曰:“是说本自好,只不善看,亦便有病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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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习录 · 卷上 · 门人陆澄录 · 十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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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:“宁静存心时,可为‘未发之中’否?” 先生曰:“今人存心,只定得气。当其宁静时,亦只是气宁静,不可以为‘未发之中’。” 曰:“未便是中,莫亦是求中功夫?” 曰:“只要去人欲、存天理,方是功夫。静时念念去人欲、存天理,动时念念去人欲、存天理,不管宁静不宁静。若靠那宁静,不惟渐有富静厌动之弊,中间许多病痛,只是潜伏在,终不能绝去,遇事依旧滋长。以循理为生,何尝不宁静;以宁静为主,未必能循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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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习录 · 卷上 · 门人陆澄录 · 二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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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曰:“人皆有是心,心即理,何以有为善,有为不善?” 先生曰:“恶人之心,失其本体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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