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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戌秋九月，余归自塞上，宿石槽。逆旅小子形苦羸，敞布单衣，不袜不履，而主人挞击之甚猛，泣甚悲。叩之东西家，曰“是其兄之孤也。有田一区，畜产什器粗具，恐孺子长而与之分，故不恤其寒饥而苦役之；夜则闭之户外，严风起，弗活矣。”余至京师，再书告京兆尹，宜檄县捕诘，俾乡邻保任而后释之。 逾岁四月，复过此里，人曰：“孺子果以是冬死，而某亦暴死，其妻子、田宅、畜物皆为他人有矣。”叩以“吏曾呵诘乎？”则未也。 昔先王以道明民，犹恐顽者不喻，故“以乡八刑纠万民”，其不孝、不弟、不睦、不姻、不任、不恤者，则刑随之，而五家相保，有罪奇邪则相及，所以闭其涂，使民无由动于邪恶也。管子之法，则自乡师以至什伍之长，转相督察，而罪皆及于所司。盖周公所虑者，民俗之偷而已，至管子而又患吏情之遁焉，此可以观世变矣。
孙奇逢，字启泰，号钟元，北直容城入也。少倜傥，好奇节，而内行笃修；负经世之略，常欲赫然著功烈，而不可强以仕。先是，高攀龙、顾宪成讲学东林，海内士大夫立名义者多附焉。及天启初，逆奄魏忠贤得政，叨秽者争出其门，而目东林诸君子为党。由是杨涟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周顺昌、缪昌期次第死厂狱，祸及亲党。而奇逢独与定兴鹿正、张果中倾身为之，诸公卒赖以归骨，世所传“范阳三烈士”也。 方是时，孙承宗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经略蓟、辽，奇逢之友归安茅元仪及鹿正之子善继皆在幕府。奇逢密上书承宗，承宗以军事疏请入见。忠贤大惧，绕御床而泣，以严旨遏承宗于中途。而世以此益高奇逢之义。台垣及巡抚交荐屡徵，不起，承宗欲疏请以职方起赞军事，使元仪先之，奇逢亦不应也。其后畿内盗贼数骇，容城危困，乃携家入易州五公山，门生亲故从而相保者数百家，奇逢为教条部署守御，而弦歌不辍。 入国朝，以国子祭酒徵，有司敦趣，卒固辞。移居新安，既而渡河，止苏门百泉。水部郎马光裕奉以夏峰田庐，逆率子弟躬耕，四方来学，愿留者，亦授田使耕，所居遂成聚。 奇逢始与鹿善继讲学，以象山、阳明为宗，及晚年，乃更和通朱子之说。其治身务自刻砥，执亲之丧，率兄弟庐墓侧凡六年。人无贤愚，苟问学，必开以性之所近，使自力于庸行。其与人无町畦，虽武夫悍卒工商隶圉野夫牧竖，必以诚意接之，用此名在天下，而人无忌嫉者。方杨、左在难，众皆为奇逢危，而忠贤左右皆近畿人，夙重奇逢质行，无不阴为之地者。鼎革后，诸公必欲强起奇逢，平凉胡廷佐曰：“人各有志，彼自乐处隐就闲，何故必令与吾侪一辙乎？”居夏峰二十有五年，卒，年九十有二。 河南北学者，岁时奉祀百泉书院，而容城与刘因、杨继盛同祀，保定与孙文正承宗、鹿忠节善继并祀学宫，天下无知与不知，皆称曰夏峰先生。 赞曰：先兄百川闻之夏峰之学者，徵君尝语人曰：“吾始自分与杨、左诸贤同命，及涉乱离，可以犯死者数矣，而终无恙，是以学贵知命而不惑也。”徵君论学之书甚具，其质行，学者谱焉，兹故不论，而独著其荤荤大者。方高阳孙少师以军事相属，先生力辞不就，众皆惜之，而少师再用再黜，讫无成功，《易》所谓“介于石，不终日”者，其殆庶几耶。
张怡，字瑶星，初名鹿征，上元人也。父可大，明季总兵登莱，毛文龙将卒反，诱执巡抚孙元化，可大死之。事闻，怡以诸生授锦衣卫千户。甲申，流贼陷京师，遇贼将，不屈，械系将肆掠，其党或义而逸之。久之，始归故里，其妻已前死，独身寄摄山僧舍，不入城市，乡人称白云先生。 当是时，三楚、吴越耆旧多立名义，以文术相高。惟吴中徐昭发、宣城沈眉生躬耕穷乡，虽贤士大夫不得一见其面，然尚有楮墨流传人间。先生则躬樵汲，口不言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学士词人无所求取，四方冠盖往来，日至兹山，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。 先君子与余处士公佩，岁时问起居，入其室，架上书数十百卷，皆所著经说及论述史事。请贰之，弗许，曰：“吾以尽吾年耳，已市二瓮，下棺，则并藏焉。”卒年八十有八。平生亲故，夙市良材为具棺椁。疾将革，闻而泣曰：“昔先将军致命危城，无亲属视含殓，虽改葬，亲身之椑，弗能易也。吾忍乎？”顾视从孙某，趣易棺、定附身衾衣，乃卒。时先君子适归皖桐，反，则已渴葬矣。 或曰，书已入圹，或曰，经说有贰，尚存其家。乾隆三年，诏修三礼，求遗书，其从孙某以书诣郡，太守命学官集诸生缮写，久之未就。 先生之书，余心向之，而惧其无传也久矣，幸其家人自出之，而终不得一寓目焉。故并著于篇，俾乡之后进有所感发，守藏而传布之，毋使遂说没也。
余行塞上，乘任载之车，见马之负辕者而感焉。 古之车，独辀加衡而服两马。今则一马夹辕而驾，领局于轭，背承乎韅，靳前而靽后。其登阤也，气尽喘汗而后能引其轮之却也；其下阤也，股蹙蹄攒而后能抗其辕之伏也。鞭策以劝其登，棰棘以起其陷，乘危而颠，折筋绝骨，无所避之。而众马之前导而旁驱者，不与焉。其渴饮于溪，脱驾而就槽枥，则常在众马之后。 噫！马之任，孰有艰于此者乎？然其德与力非试之辕下不可辨。其或所服之不称，则虽善御者不能调也。驽蹇者力不能胜，狡愤者易惧而变，有行坦途惊蹶而偾其车者矣。其登也若跛，其下也若崩，泞旋淖陷，常自顿于辕中，而众马皆为所掣。呜呼！将车者其慎哉。
昔归震川尝自恨足迹不出里闬，所见闻无奇节伟行可记。承命为征君作传，此吾文托记以增重也，敢不竭其愚心。 所示群贤论述，皆未得体要。盖其大致不越三端：或详讲学宗指及师友渊源，或条举平生义侠之迹，或盛称门墙广大，海内向仰者多。此三者，皆征君之末迹也，三者详而征君之事隐也。 古之晰于文律者，所载之事，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。太史公传陆贾，其分奴婢、装资，琐琐者皆载焉。若萧、曹世家而条举其治绩，则文字虽增十倍，不可得而备矣。故尝见义于《留侯世家》，曰：“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，非天下所以存亡，故不著。”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。宋元诸史，若市肆簿籍，使览者不能终篇，坐此义不讲耳。 征君义侠，舍杨、左之事，皆乡曲自好者所能勉也，其门墙广大，乃度时揣已，不敢如孔、孟之拒孺悲、夷之，非得已也；至论学，则为书甚具。故并弗采著于传上，而虚言其大略。昔欧阳公作《尹师鲁墓志》，至以文自辩。而退之之志李元宾，至今有疑其太略者。夫元宾年不及三十，其德未成，业未著，而铭辞有曰：“才高乎当世，而行出乎古人。”则外此尚安有可言者乎？仆此传出，必有病其太略者，不知往昔群贤所述，惟务征实，故事愈详而义愈狭。今详者略，实者虚，而征君所蕴蓄转似可得之意言之外，他日载之家乘，达于史官，慎毋以彼而易此。惟足下的然昭晰，无惑于群言，是征君之所赖也，于仆之文无加损焉。如别有欲商论者，则明以喻之。
